为什么年轻一代的“性趣”大减？

历史上社会认为性是一种罪恶，是由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性消耗了不多的生产力和属于个人的宝贵生育资源。当今社会也认为性是一种罪恶，采用制止和打压的态度，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比性更基本的人性是，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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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游戏太好玩，小说太好看，可供娱乐的选项非常多。不像以前的人没啥娱乐，天一黑，灯一关，夫妻只好相互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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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代价太大，获得快乐的效率太低，不符合现代人马上就能获取快乐的心理需要，这是由于发达科技的高效让人类走入了快乐的误区，让人成为了科技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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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只有处在神秘状态，才最吸引人，当今信息化社会没什么是神秘的了，肉只有吃不到才最香，顿顿吃肉也就那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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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气盛无钱做不到， 年老体衰有钱做不了。 凭妄想抵抗死亡恐惧， 那是空中楼阁。 享乐纵欲瞬间消失，无聊和疲惫如影随形。哪里有快乐，只有厌倦和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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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人民越文明，总体欲望就会下降，如财富、地位、权力、结婚、生子，发达文明体都会趋向于低欲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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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满足的方式多元化了，和异性在一起是一种而已，且是成本最高最操心的一种，不符合快餐时代人的价值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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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世界倍感冰冷孤寂。所指的疫情，并非新冠肺炎，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寂寞大爆发”（loneliness pandemic）。这是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家赫兹（Noreena Hertz）的惊人发现。在新书《寂寞世纪》（The Lonely Century），赫兹描绘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愈来愈严重的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指人与社会完全或接近完全缺乏联系的状态）不止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世界何以至此？赫兹列出一张清单：智能电话、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自由工作者、独立承包商及临时或兼职的企业雇员）、宅经济（contactless economy，指消费者足不出户但很多需要都会得到满足）、一人家庭兴起、家庭式小店没落等等。但她认为元凶和罪魁祸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主要推手的新自由主义革命（neoliberal revolution）。他们二人推崇备至的利伯维尔场原则，将贪婪和自私提升为美德，不但扭曲了经济关系，更侵蚀了人际关系。

事情可能更复杂一点。真正的问题不是“现代人为何孤独？”，而是“现代人为何选择孤独？”以美国为例，2018年，多达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自言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与人发生性行为。在同一大型调查，只有不足四成受访者表示每周有一次或以上性交，较1996年下降16个百分点。社会学家称这个现象为“性旱灾”（sex drought）。这当然与美国的人口老化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性趣大减。

年轻人性趣大减，因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事情可做”（better things to do）。这些“更好的事情”就是“在网上看与被看”（to see and be seen online）。的确，“在网上躺平，与手机共存”已成年轻一代的主流生活方式。网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毋须以身犯险就可以经历形形色色的多姿多彩。性，本来就是“高风险活动”（risky business）。它可以令人如登极乐，也可以令人焦头烂额，甚至粉身碎骨。难怪愈来愈多宅男宅女宁愿终日流连色情网站，也不想玩那累人的“约会游戏”（dating game）。但终日流连色情网站是要付出代价的，今日那么多年轻人患上“性厌食症”（sexual anorexia），并非无因。

现代人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孤独，因为他们以为科技已经征服了寂寞。任教于希伯来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奇斯列夫（Elyakim Kislev）在新书《关系5. 0》（Relationships 5.0）描绘了一个充斥着机械朋友（robot friends）和机械情人（robot lovers）的未来世界。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科技在日常生活中仅担当媒人（matchmaker）的角色，把人联系起来。不过，在未来三十年，情况将会逆转。科技会由“促进者”和“服务员”（facilitator）摇身一变，成为人类的“关系伙伴”（relationship partner），可以自行满足我们的生理、情感和社交需要。

奇斯列夫预期，人工智能很快会通过所谓“图灵测试”（Turing test）。图灵测试是计算机科学家图灵（Alan Turing）设计的思想实验，旨在检视机器能否显示与人相若或无法区分的智能。这意味着在不久将来，计算机和机械人可以跟我们以“同类”的方式相处。所谓“关系5. 0”，就是人类与机器在未来的关系。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认为，禁欲是最违反自然的性变态行为（Abstinence is the most unnatural of sexual perversions）。若真的如此，用惯智能手机的年轻一代（the smartphone generation），实在不乏性变态者。对他们来说，不要说做爱，单是听到“身体亲密”四字已谈虎色变、退避三舍。

“身体亲密”（physical intimacy）又称“肢体亲密”，指以亲近或触碰他人的举动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情，例如友谊、爱情或性的吸引力。这些举动包括进入别人的私人空间、握手、接吻、拥抱、爱抚和性行为。

当一整代人不由自主但又义无反顾地从“身体亲密”中抽身，撤退到与其他人保持相当距离的电子世界，社会就无可避免出现不景气和衰退——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性衰退”（sex recession）。

“性衰退”一词首次出现于《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三年前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调查数据，指曾与人交媾的美国高中生的百分比，由1991年的50%，下跌到2017年的40%。在这段期间，年轻人的怀孕率亦大幅下降到只有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在性的禁忌打破得七七八八、交友网站和软件如雨后春笋的今天，为何年轻人对性交如此缺乏热情甚至提不起劲？

答案是他们以为只要一部智能手机在手，就会变得自给自足（self sufficient）。不管是随便的性关系（casual sex）还是稳定的性关系（relationship sex），对他们而言都是费时失事。

这不是天真，而是惊人的无知。智能手机的功能再先进，也不可能是为用者带来幸福的装置（happiness device）。上网、使用智能手机和电竞的乐趣，永远无法跟人与人的亲密接触相提并论。对性没有兴趣就是对生活没有胃口甚至对幸福说“不”。

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依德认为，人的性欲是唯一可以抗衡死亡本能的生命力。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oerg Simmel）对城市生活的“匿名性”（anonymity）有独到见解，他用“绝对现在”（absolute presentness）形容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过去与未来突然变得无关宏旨，活在当下变成唯一的选择。

这正是做爱的神奇力量。做爱，就是活在当下。在做爱的过程中不会想到死亡，因为它比冥想更令人不加判断地专注于当下，从而察觉（mindful of）到自己和别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做爱是死里逃生。它是生命这件充满遗憾的扫兴事（non-event）的「重头戏」（the main event）。

既然性与大众的幸福攸关，年轻一代的性趣和性精力大减便是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较之经济衰退，性衰退对人类幸福构成的挑战只有过之而无不及。